百度 赵靖平教授指出：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尽早开始接受规范治疗将大大提高治愈率和生活质量。
“一带一路”的实践为当下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提供了强大动力，如果持续的时间足够长，影响力足够大，它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崛起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代名词，甚至会演化为“一带一路学”。由刘卫东、田锦尘、欧晓理等著，商务印书馆2017年1月出版的《“一带一路”战略研究》反映了在“一带一路”时代，实践与研究相互映衬、相互促进的新特征。
从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倡议“一带一路”建设，到于2017年5月举办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三年半内，“一带一路”从认知上变得更清晰，在行动上变得更务实。习近平主席在2025-08-04的“一带一路” 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一带一路”学术研究、理论支撑、话语体系建设。相应地，国内出现了一批能反映这一时期“一带一路”特点的学术研究作品，由刘卫东、田锦尘、欧晓理等著，商务印书馆2017年1月出版的《“一带一路”战略研究》（以下简称《战略》）是其中代表性的佳作，反映了在“一带一路”时代，实践与研究相互映衬、相互促进的新特征。
《战略》是“一带一路”学术研究的领军之作
“一带一路”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门综合性的实学，对它的研究必然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
目前我国关于“一带一路”的研究迅速兴起，进入“轻、灵、短、小、快”的新阶段。所谓轻，轻在积累。相关研究虽然正在摆脱初期的模糊、浅薄、粗放、脱节、纷乱的状态，有了一定的积累，但还远远不够，做学术研究尚需积淀。二是灵，灵在调整。相关研究单位纷纷调整过去的落后研究方式，更加注重实证研究、风险研究、专业研究、行动研究、案例研究、传播研究、关联研究。三是短，短在数据。国内经济已经风风火火进入大数据时代，而用大数据服务“一带一路”才刚刚起步，优质数据极度匮乏。四是小，小在规模。在经过“一带一路”研究初期的智库野蛮生长之后，相关单位开始建立各种智库联盟，争取形成合力。但目前大规模、成体系、有影响的“一带一路”综合研究成果仍属凤毛麟角。五是快，快在反应。随着智库和公众号等的兴起，有关“一带一路”的研究性产品能够以最快速度传递给决策者和公众。
“一带一路”的研究与实践相伴相生，是中国学者学术兴趣与国家战略的契合，但仍难满足政策实践对智力支持的刚性需求，表现为：研究兴趣大，资料来源少；政策解释多，理论剖析少；文献研究多，实证研究少；情况介绍多，项目设计少；政策需求大，适用建议少。而《战略》出世，借着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之势，有可能带动“一带一路”研究走向“厚、重、长、大、新”的新阶段：
一是厚，厚在学术性。80万字，30多位作者，历时3年，重点解决“一带一路”建设的若干理论和实践问题，质量与厚度成正比。二是重，重在权威性。刘卫东研究员领衔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团队，体现了学术权威性；政策权威性体现于国家发展改革委西部开发司的正式参与；有120年历史的商务印书馆承担发行，凸显出版权威性。三是长，长在战略性。《战略》以“一带一路”为截面，既反映了过去几十年开放发展研究的基础，又展现出着眼未来几十年的战略眼光。四是大，大在全局性。《战略》从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全球化的广度，结合内外两个大局，展开铺陈。五是新，新在创新性。《战略》提出，“一带一路”的理论基础是包容性全球化。
《战略》是“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研究的典型样本
“一带一路”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统筹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早在 2013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指示对“一带一路”进行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研究，与学术研究和理论研究不同，更强调战略性、实用性、可操作性、问题导向性，要为实践提供蓝图、设计框架、解决问题，需要长期的、基于实践的专业储备和经验，《战略》即为典型。
一是《战略》引领“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研究。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提出与中亚国家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第二天，国家发改委西部司就向中科院地理所提出，共同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对于向西开放的重要意义。3天后，双方组队赴西部调研，1个多月后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提交了《关于落实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的建议》咨询报告，建议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作为“国”字号工程，加强规划，稳步推进。《战略》中一些观点为政府相关规划工作提供了依据，或被政府采纳。比如《战略》所做的跨境运输通道建设、“中欧班列”的组织方案等，在国家发布的《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中欧班列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等战略规划文件中都有所体现或不谋而合。
二是《战略》为“一带一路”的“战略”正名。我国官方一般将“一带一路”称为倡议，很少称战略。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在某些外语环境下，战略更多地被当作军事和地缘政治术语使用，被赋予势力范围争夺、零和游戏、新殖民主义等含义，容易被误解甚至抹黑，有违“一带一路”坚持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产生歧义的原因之一，是我国尚未给“一带一路”这个政策概念赋予合理的学术内涵。学界需要建立“一带一路”的正规理论与话语体系。刘卫东研究员在《战略》中指出，本书所用的“战略”概念，是指谋划或规划，它不是一个军事战略，更不是传统的地缘政治的战略概念。刘卫东给出的“一带一路”的学术化定义是：“一带一路”是中国政府为适应全球发展格局变化和推动自身发展模式转变而提出的开放、包容、普惠、均衡的国际区域化合作倡议。“一带一路”建设是全新的国家战略，是统领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顶层战略，是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思考资源配置的谋划，是与沿线国家打造新型发展伙伴关系的努力，因而不是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
三是《战略》为“一带一路”探索发展新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带一路”与京津冀协调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并称三大战略。“一带一路” 与后两个战略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统筹内外两个大局的产物，既要推进国内全面深化改革，又要全面开放“走出去”；后两个战略总体上属于国内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范畴。《战略》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内外联通式的发展战略问题。《战略》论述的陆路跨境运输通道、“中欧班列”的组织方案、境外产业聚集合作区、我国的对外开放平台、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格局、人文合作重点领域等若干实践问题、沿线重点国家研究，均为“一带一路” 建设联通内外两个市场、两个大局、两种资源必须破解的重点、难点问题。《战略》还通过严谨测算，提出一些值得政府和市场高度关注的问题，如 “中欧班列”适宜运输的货物和地域范围，如果超出这一范围，“中欧班列”离开政府补贴将难以为继。
《战略》为“一带一路”构建了包容性全球化的理论基础
“一带一路”是进行时，相关理论研究需要跟进、发展、创新、这样才能长久可持续发展。
“一带一路”主要催化了四方面的学术研究：一是带动了“一带一路” 学科群的发展。如国家发展战略、国际战略、公共管理；历史地理、生态环保、医疗卫生、教育文化、区域国别、民族宗教；公共外交、民间外交、地方外交；全球价值链、全球生产链、全球产业链；全球治理、公共产品；国家形象、舆论传播；公共政策以及信用、风险研究等。二是带动了“一带一路”原创理论的发展。如双环流理论、全球互联互通理论、共同现代化理论。三是带动了“一带一路”的评估体系和方法工具的开发。如遥感测绘、大数据应用、“一带一路”的“五通”评估指数、地方参与“一带一路”指数、港口航运指数等。四是带动了“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研究。不少研究采取了国际合作方式，以增强研究成果的国际适用性，如最近国家开发银行、北京大学就与联合国开发署合作完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方面的研究报告。总之，“一带一路”的学术研究初现百家争鸣并积极探求国际适用性，具有跨学科性、战略性、实用性特征。
《战略》提出“一带一路”的理论基础是“包容性全球化”，是诸多 “一带一路”初期理论中比较成熟、影响力大、国际适用性广的一种。一方面，包容性全球化理论并没有否定全球化。作者深刻认识到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弊端，强调“一带一路”建设并非简单延续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而是强调全球化进入需要“包容”的新阶段。另一方面，作者将 “一带一路”纳入包容性全球化这个大框架。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是和平、友谊、交往、繁荣也即丝路精神，以及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倡导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通过寻找利益契合点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来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合作共赢。
两相集合，包容性全球化理论既倡扬了新时期的全球化理论，又为“一带一路”找到了普适性的理论基础，是丝路精神与经济全球化理念的有机结合。“一带一路”建设是开创包容性全球化道路的一种尝试，其核心内涵是借助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推动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既满足中国资本“走出去”的需要，也造福当地人民。事实上，包容性全球化理论也被我国领导人所接受，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达沃斯论坛上，呼吁推进更加包容、更加可持续的全球化。
《战略》反映了“一带一路”时代研究与实践相互映衬的新特征
《战略》强调，“一带一路”是中国为应对世界格局变化、适应发展方式转变而提出的全新国家战略。这句话值得我们深思。在人类的思想史上存在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一个新概念形成之时往往具有强大的刺激作用，使人们对问题的观察和研究出现新的跃进，并将与之相关的知识质量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一带一路”无疑是这样的概念。
“一带一路”将激发和蓄积大量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其最大的特点就是 “中国驱动性”，而非“美国驱动性”；是“世界影响性”而非“地区影响性”。过去，美国是主导性的环境影响因素，具全球性影响力。而“一带一路”建设所激发的中国议题和全球议题，是中国力量协同其他力量共同带动的，引发全球联动共振，表现为机遇和挑战交织复合，是将长期影响国际秩序重塑的系统性问题。如果把“一带一路”放到“中国的兴衰沉浮及其与世界发展的互动关系”的大时空背景下理解，就能发现“一带一路”时代的含义—中国在重回崛起进程后，其阶段性的复兴发展战略及其与世界的互动关系问题。这可能是“一带一路”更深刻的时代本质，有助于政策实践者和学术研究者从大历史观、大世界观和大战略观的角度理解“一带一路”在中国和世界的战略地位。
“一带一路”的实践为当下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提供了强大动力，如果持续的时间足够长、影响力足够大，则它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崛起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代名词，甚至会演化为“一带一路学”。《战略》所体现的，正是在“一带一路”时代背景之下研究与实践相互映衬、相互促进的新特征。
翟崑：《公共外交季刊》编辑部副主任，北京大学全球互联互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周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生。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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